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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靜法師:佛教中國化與禪宗中國化芻議

2018年10月24日 11:45:00 微信公眾號:中國佛教協會 點擊:0

2017年10月,習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中國宗教界正在努力踐行“宗教中國化”的主題,讓宗教在當代中國社會的氛圍下培育成長起來,佛教作為中國化程度最高的宗教之一,今天仍然有必要進一步對其“中國化”加以研究和討論。

壹 · 佛教中國化

佛教中國化的問題,說到底是可以分為“佛教中國化”和“中國佛教化”這兩方面來加以討論,而且這二個問題代表了佛教發展的不同方向與結局。前者是是指外來的佛教經過中國佛教徒改造之后,走上了中國特色的佛教之道路。后者則是指的佛教在中國發展與影響力,即佛教化中國的能力,換句話也可以說是“佛教化中國”。學者指出:“就‘中國’化‘佛教’來講,發源于印度的佛教傳播到中國,必然要適應中國的政權制度、社會結構和價值序列,以此視角分析,佛教必須要中國化,否則佛教何以在中國立足?是以東晉高僧道安高舉‘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主張,積極全力推動佛教的中國化。而第二個視角是就佛教本身傳播佛法的核心價值與目的來講,無論佛教如何在中國,或主動中國化,或被動中國化,對于佛教僧團來說,其得以維系幾千年延綿不絕的秘訣在于:佛教核心方法論與價值論的代代傳遞,這就是法身,這就是慧命。以此視角則佛教從來沒有被中國化,而是將其核心的方法論與價值觀傳到中國,斯謂‘佛教’化‘中國’。”

也有人認為:“‘中國化佛教’即是‘佛教中國化’的長期自然演進之‘結晶’與‘成果’。而這樣的‘結晶’與‘成果’,在傳統中國,主要顯現為天臺、華嚴、禪與凈土等大乘宗派;而在近現代的中國,則主要是以‘人間佛教’為代表。”或者說“‘中國佛教化’(或‘佛教化中國’、‘佛化中國’),則是指:中國社會與文化,究竟是全部或部分,是高程度或低程度地被佛教所滲入與同化的問題。”現在可以“使用‘佛教再中國化、或是’佛教中國化的再深化‘等詞,可能是較為恰當的稱謂。”

還有人從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來談佛教的中國化問題,認為參考佛教中國化的座標系是中國文化三次盛衰發展變化為背景,而不是以中國佛教在中國歷史上的傳入、鼎盛和衰落為分期來談佛教的“中國化”問題,因為“在中國歷史上,發源于印度的佛教已經第一次成功地中國化。

自道安大師之后,中國佛教一直在沿著道安大師所創立的原則“佛教中國化的精神原則:銳意進取,開拓創新;佛教中國化的政治原則:必依中國,法事方立;佛教中國化的方法原則:隨機立緣,不拘不泥”之三個原則在不斷地進行中國化,現在則是“站在全新的歷史節點上,中國佛教又將面臨著全面地第二次中國化。中國佛教唯有成功地完成第二次中國化,才有可能全面融入當前中國大文化的創新,大中國的崛起,才有可能通過第二次中國化而真正走向中國佛教的世界化。

“中國化”和”佛教化”這兩個問題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就已經開始討論過,佛教界和學術界通常認為,佛教的中國化是從道安開始的,到了禪宗的成立是中國化的第二個節點。

“隋唐佛教則繼承了南北朝佛教的二個核心意圖,并最終完成中國宗派佛教的創立,并完成佛教教義與佛教實踐的完全地中國化。一部《六祖壇經》,用最為質樸簡練的中國語言、邏輯、文化背景,精確地闡釋出印度佛教的核心要義與方法論,標示著印度佛教完美中國化的最高峰。”

到了當代太虛是中國化的第三個節點。這三個節點各有自己的特點,凈慧法師把這三個節點稱為中國化、生活化和現代化三段,亦即道安法師是佛教中國化的開始,慧能是佛教生活化的開端,太虛是佛教現代化的成立,學者認為“在唐宋之后中國國力與文化開始觸頂式微。

已經第一次完成中國化的佛教與中國已經是同呼吸,共命運。”因此,“自晚清之后,中國佛教就已經自覺拉開中國佛教的第二次中國化序幕,積極融入中國第三個由衰向盛轉變的際遇。”

我們不否認這一次中國佛教的“中國化”與當代中國的歷史背景有很大的關系。因為我們是站在大國中國的背景下來看待“宗教中國化”的問題,大國身份一定會有與大國匹配的宗教,這就像大國要有大國的文化一樣,中國大國肯定會有大國宗教的身份,而最能夠體現大國宗教身份的內容就決定于信徒人數、歷史文化的厚重和在世界的影響力等等幾個因素,就佛教而言,中國佛教徒在世界上數量最多,中國的佛教現在歷史最長,并且積累了豐富的文化元素,經典、儀軌以及民俗都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成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中國的佛教從唐代開始就外傳東亞日本和韓國等地,近代以來又傳到了東南亞與歐美等國,這些因素充分證明中國佛教具備了大國佛教的特點,在世界佛教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當代的佛教“現代化”與“世界化”這兩個大的“中國化”課題的轉變已經變得至關重要。學者說:“在中國歷史上,發源于印度的佛教已經第一次成功地中國化。”

“現代化”和“世界化”是中國佛教走向世界的前提,從道安到現在是不是只有一次佛教中國化運動,這一觀點可能應該有所再議,但是隋唐時期的宗派運動與后來佛教實踐所產生的的中國化特色是不能否認的,正因為有了歷代祖師的中國化歷程,才使中國的佛教充滿了中國特色,中國文字翻譯與撰寫的佛教書籍,中國佛教自己創立的特色儀軌,以及中國佛教的宗派理論都是中國化佛教的特色產物。

今天我們再次提出“中國化”這個問題,雖然是緣由政府提出了“宗教中國化”的問題而引起的,但是就中國佛教來說,應該說它已經基本上呈現了中國化的面貌了。二千年的中國歷程,已經超過了印度佛教自身一千年的歷史,印度沒有保存像中國這么多的印度佛教資料,換句話說印度佛教的基本資料主要在中國被保存下來,現在我們所見到的佛教史上的資料最早與最完整的不是梵文的,而是用漢文撰寫的,我們有理由說佛教傳入中國,就已經進行中國化的實踐了,并且隨著佛教在后來的發展,在中國佛教的身上越來越多地被理所當然地中國化了。

例如“佛教自傳入中國不久,佛門就有勞作風尚的形成,這體現于道安大師于修行過程中、堅持常年不輟的勞作的佛教史實的記載之中;佛門勞作風尚的產生,應與中國農耕社會的現實境況相適合。”禪宗的“普請法”是漢傳佛教叢林清規中最重要的一項規制和最顯著的特征,被看作是禪宗對印度佛教進行的最大改革之一。普請法的推行農禪制度,為中國僧人齋堂素食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是中國佛教制度史上一個重大創新之舉。禪門清規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清規又進一步推進了佛教中國化。使佛教的中國化,不但表現在佛學理論與中國本土的儒道文化的結合及創新方面,更表現在清規戒約方面對中國禮儀制度及倫理規范的汲取和借鑒。

佛教傳入中國以后,沒有制度的保障是不可能傳下去的,而制度的施行必須要跟上當地社會的發展,包括語言的使用,生活的習俗等等都與佛教的傳承有著重要關系。釋迦牟尼在世時就同意弟子們使用當地的語言宣講佛法,佛教傳入中國只能使用漢語,只有這樣佛教在生活上才能與當地的情況相結合,這些道理已經有過很多文章與書籍論述過,這里就不必再重復了。

今天我們再次做一些強調,就是要說明佛教是中國“宗教中國化”中程度最高的宗教,也是其它宗教走中國化道路的最好借鑒,猶如將“普請法”作為中國禪宗“最重要的一項規制和最顯著的特征”而提出來,把它作為清規的基礎,離開了“普請法”,禪師就無法生活下去,“清規”則是實踐“普請法”的制度上的保障,所以農禪制度強化了中國佛教的發展。

近一百年來由于受到了西方傳來的溯源研究方法的影響,中國的佛教有所回溯到印度佛教,但是在當代中國佛教界的實踐中,仍然還是以中國傳統的佛教為主,所以對待“佛教中國化”的問題,從佛教界本身來說,已經非常中國化了,當然它還有進一步中國化的必要,不過現在強調這個“中國化”,更多地是從政治傾向性與自覺地與政府和執政黨保持一致的思想層面來講的,因為這就是道安大師所說的“法不依主,則國事難立”的實踐。

清規說:“佛以慈悲為化,天以好生為德,然而下民自孽,致感失經背常之事,吾徒當本國朝度僧之意,為民祈禱,宜加精恪,昭回佛天慈好之心,庶幾禍消未萌,菑變為福,其如是復何,安居逸食之媿乎。”在封建社會,不管是“佛”還是“天”,他們都是為了國家的富強與人民的定安而設置的尊上神,佛教界既為佛的子孫,天的子民,就要發揮“佛天慈好之心”,為民祈禱,變禍為福。

對佛教界來說,太虛指出:“誠能如此無間進修與盡量宣傳,在大乘位上即為十信等菩薩之位。果能依此建立僧寶,提高民德,則佛法日見昌明,社會日益安靜矣。此因教化之環境改變,故宏教方針亦應取其所宜而適合者。”

今天在社會主義社會,強調“佛教中國化”在“政治上的自覺認同”,就是要佛教界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高度地與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配合政府的工作,帶領廣大信眾建設美好的國家,完成佛教中國化的勝利過度,真正做到“政治上的自覺認同”。

從學術層面來講,中國佛教理論還需要進一步構建“中國化”的問題,這就是所謂“佛教再中國化”或者說“佛教中國化的再深化”,因為佛教的理論里面還很多來自于印度佛教的教義思想,而這些思想雖然在歷史上不斷地受到中國佛教的祖師們的消化與創新,但是在這一百年來卻又因西方文化的影響,中國佛教的理論開始有了回到印度的原教旨傾向,誠如有些人所說的要回到印度的清凈佛教的今不如昔的思想,對佛教的發展影響很大,然而歷史畢竟是曲折前進的,真正要讓佛教回到印度,這只是一個理想而已,重要的是我們要建立向前進的認識,要讓中國佛教始終與社會發展的步伐一致,努力走與社會相結合道路,發揮佛教與時俱進的優良傳統,在現代社會走出新面貌。

有人認為佛教中國化方向路徑,“基本還是可以沿著道安法師、懷海禪師、太虛法師所提出的理念”前行,但是我仍然認為在提到佛教中國化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多的關注佛教現代化與佛教國際化,正如前面所說,這二個“化”是二千年來的中國化的必然前結果,也是中國佛教走向世界的前提,所以當代佛教中國化的重要內容,應該特別強調“一、跟隨中國現代化而完成現代化的改革。二、融入中國的大文化的創新,自覺得融入全新的中國體制、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從而積極完成中國佛教的第二次中國化。三、基于成功的、全面的第二次佛教中國化,中國佛教必然跟隨中國大文化的崛起而完成中國佛教的世界化”之三個要點,將“中國化”與佛教的現代化和佛教的國際化放在一起來看待,循著這個思路來完成中國佛教的轉型,有助于中國佛教未來的發展。

貳 · 禪宗中國化

學者指出“‘禪’有‘兩種思路’——‘分解的思路’與‘全體論與整體實存的思路’(辯證的思路)。”甚至還認為“‘北宗禪’中國化(漢化)程度較低,較不具中華文化特色,甚至于可以說它仍是偏屬于重視‘戒定’與‘出世修行’的‘印度禪’;而‘南宗禪’,則‘中國化(漢化)程度’較高,較具中華文化特色,甚至于可以說它是典型的‘中國禪’。”

其實不管是“北禪”還是“南禪”都沒有否定修行,它們的區別是在境界上的,也就是說在通過“漸”還是“頓”的方式達到悟境,所以是否能從“漢化”的角度來看待它們的區別,我以為還是可以進一步商榷,因為中國禪不管是北宗禪還是南宗禪都不同于印度禪,禪宗最大的區別是將禪予以了生活化的內涵,禪并不是出家人的專利,凡是愿意修禪的人都可以行禪,所謂的“漢化”應是這個意思,也是禪宗中國化的表現。

眾所周知,少林寺是禪宗的發源地,菩提達磨從南方來到少林后山面壁九年建立了禪宗,從此改變了中國佛教的歷史。學者指出:“少林寺在對佛教與中華文化的融合過程中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而這一切又集中體現在少林寺建立后與北朝佛教的互動上,北朝時期佛教經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與少林寺有著深刻的關聯。”

少林寺是北魏皇帝給當時印度來的僧人從事修行的寺院,而當時在少林寺里修行與譯經的法師都是北朝的高僧,但是他們不是禪宗的高僧,因為這時禪宗還沒有建立。少林寺的文化在北朝的鄴城佛教范圍內,掌控話語權的是受到統治者支持的修行僧與譯經僧,跋陀禪師是孝文帝尊敬的僧人,為他建立了少林寺。其弟子僧稠為“蔥嶺以東,禪學之最,汝其人矣”,他們掌握了少林寺乃至鄴城佛教修行與文化的話語權,菩提達磨來到少林寺,很明顯是受到排擠的對象,在他身邊的出家人與居士都是來自于下層,沒有一個是屬于當時有話語權僧團內部的人,菩提達磨和二祖慧是民間人士,是草根派,他們沒有話語權,但是卻有“功夫”,受到了平民的認可,許多底層人士前來皈依,促使禪宗成立。

佛教傳入中國,最初早在貴族當中流傳,楚王劉英信仰佛教,影響了周邊的人群。禪宗首先是在下層社會推廣的,然后才影響到上層社會,這與中國佛教初傳時的情況不一樣,所以禪宗之所以是佛教中國化的代表,就是因為它扎根社會底層,與廣大百姓發生互動,更好地適應了中國社會的情況。

少林寺在禪宗的歷史上重要,因為它是禪宗源頭,但是禪宗是在南方發展起來的,二祖慧可接了達磨的法后到了南方,然后傳法三祖僧燦,之后禪宗在湖北黃梅最終做大,四祖五祖奠定了禪宗的發展的方向,六祖慧能則把禪宗的事業做大了。“六祖革命”是當代許多學者的講法,竟而也影響到佛教界里,佛教界也有些人承認這種說法。但是佛教界里也有的禪師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六祖是中國佛教生活化的開創者,因為在六祖之后中國佛教與生活聯系的更加緊密了,所謂“砍柴擔水皆為妙道”。“六祖革命創造了佛教進入中國日常生活的兩條路徑:一是向上于接引文化精英的精神一脈,一則為向下進入百姓日用、行住坐臥之間的行動一派。它把印度來的復雜經師之學轉化而成世俗的、現實的、簡易的‘禪’,淡化了佛教中傾向神圣、慈悲的一面,凸顯了偏重于智慧的獨特宗教經驗。”這是抓住了六祖慧能精神的實質,禪宗之所以能夠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六祖與達磨的經歷有很多重復的地方,例如達磨曾經遭到了追殺,六祖也是一樣的。達磨在山洞里苦修,六祖也在“六祖巖”里生活。達磨的禪宗雖然創自北方,但光大在南方,六祖又從南方回傳到北方。六祖創立南宗在廣東再北上到北方,這些相似的經歷就說明禪宗的創立與發展是從草根開始的,六祖革命的意義即是在此。六祖慧能所建立的南宗禪是禪宗中國化的最具意義的代表,如前所說因為它流行在下層人士中間,中國化的蘊味非常濃厚,不僅成為底層人士的信仰力量,也影響了中國士大夫與文人的精神追求。

例如禪畫“萌芽于唐代中晚期,成熟于宋元。禪畫風格為疏放清淡的減筆、潑墨”,禪對佛教美術的影響歷歷在目,特別是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文人畫作都是通過寺院而保存下來,佛教中國化可以在禪畫中明顯看到。學者指出“禪畫中佛菩薩祖師像的由來多是發源于西域,流傳于敦煌,連綿至中原,于巴蜀石刻中融入濃烈的禪宗色彩,最終被禪畫所吸收。佛教雕塑的中國化影響到了禪畫的面貌,禪畫中連身風帽像、花冠觀音與數珠手觀音像、布袋與寒山拾得像、善財像、牧牛圖、半身佛像、達摩渡海圖等,都受到了體現佛教中國化的雕塑藝術影響。”

如唐代夢休開始畫水中倒影,這種對“影”的審美需求在禪畫中得到發揮,并形成了獨特的“悅影觀”。南宋初期智融提出畫人物先畫眼瞼的“兩筆論”,從而成為減筆人物畫形神論之先導。繪畫與禪的研究,正如傳統文化中的詩書畫,有著密切的關系,是不是很好地能夠表示出來,因為除了審美趣求之外,還要有意境的表達,特別是意境,需要感應,這就表現了宗教的體悟與審美。

古人說“作詩渾如參禪”,是說的寫詩其實就像坐禪一樣,要有意境,只有達到了這種意境的時候,你的詩就隨口而出了。說到繪畫,何嘗又不是如此呢?中國的古代繪畫,注重的是寫意勝過寫實,寫意其實與坐禪也是相似的,因為坐禪的時候要有所觀,有所想,到了境界時,這種觀想就可以進入隨意自由出入的境界,這個時候作出來的畫,就有很高的意境。

繪畫又是給人看的,還要有一些筆法與素材要去遵守,作家可以過度的夸張創作的對象,但是還要循守一定的規范,在這個要求下,禪畫既是“隨心所欲”而作,也是在一定的框架下要有所循的。這就是為什么羅漢一定要有戴帽的形象,善財必定要是童子,因為這是經典里面提到過的形象與規定,佛教畫首先就要按照經典的規定來描述。

“經”是佛口所說,不能愈矩。羅漢是僅次于佛的修行者,南北兩支佛教都承認這一點,在佛教里面,羅漢是修行最刻苦的修行者,也是世俗之人能夠修到的最高境界。無論在印度還在中國,修行打坐都是一件很神圣的大事,不管是在墳窟還是在樹下,打坐修行要忍受各種風雨炎熱和蚊叮蟲咬等等,穿上包頭的服裝是為了防御這些侵擾,所以這些服裝不是隨意想出來的。

到北宋以后,禪宗的風格已經充滿在佛教內外,“選官不如選佛”,參禪學佛成為一種時尚,一批當世文人開始追捧禪風,禪師的棒喝機鋒,綿綿細密的各種禪法,不僅是宗教的境界追求,也是文化的奔放與自由開放的代表,這一時代眾多不同特色的禪畫,直接影響到元明清的禪畫,中國化與中國風的禪風被拔高,成為文人的時尚,一掃沉悶的往日學風,此中也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宗族思想的影響,影響到清代盛行的為歷代禪師寫贊與畫像的行為。中國禪宗是宗族文化的影響者之一,其中體現了“臨濟正宗”的宗法思想,也是祖師禪的必然之路,到了這時中國化的禪宗已經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創作的佛教宗派了。

叁 · 結 語

禪宗是中國人在印度佛教基礎上創新后而出現的一個具有中國化的佛教宗派。正是由于它為中國人所創,適應了中國社會特點,契理契機,成為成功化的中國化佛教,其對中國的影響是全面的,并且還影響到東亞韓國、日本和越南等國的佛教,但是禪宗在中國化完成之后,也在不同程度上發生了滯步情況,特別在理論上的創新不夠,與社會的結合發展層次不高,故還需要以后進一步地契理契機地去進行創新活動,走好中國化的歷程。

從整體的中國宗教角度來看,佛教中國化無疑是在中國諸宗教中一直是中國化程度最高,發展較為徹底,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最為緊密的宗教這之一,但是它在今天仍然還有進一步朝著中國化的方向發展,這是因為中國佛教雖然在實踐上已經很具中國化了,例如中國佛教的清規與懺法,以及水陸法會等等,都是中國佛教徒的創造,但是在中國佛教理論方面還仍然有進一步予以中國化梳理之必要。

強化中國佛教的理論思想,讓更多的中國佛教的創新理念進入當代中國佛教理論,可知徹底完成佛教中國化還需要假以時日,并不是在短期內就能夠一下完成的,擺在我們面前還有許多路要走,我們要不斷地促進佛教中國化的演化,當前我國政府提出的“宗教的中國化”要求,是對各個宗教在政治上自覺認識,在文化上自覺提升,在道路上增強自信的要求,落實在當代佛教中國化的身上,就是佛教界要努力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發揚愛國愛教的傳統,在政教模式方面摸索出有所創新的道路或模式,在此基礎上徹底走完佛教中國化的道路(文:寬靜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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